每当我经过复兴中路陕西南路那所有红砖房的小学，总要多看两眼，甚至走过了，还要回头看看，这就是我的母校，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原比德小学)。在我六十多年的人生感受中，少年时代永远最绚丽灿烂，而母校，就是那片片朝霞升起的地方。

1954年，父母把我从一所国家供给制小学转到一中心。我第一天站在课堂门口，全班同学都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插班生，我也很快发现了我和他们穿着打扮的差异：他们五彩缤纷，我一色蓝灰，他们俏皮多样，我衣裤臃肿加上大头鞋。我有些不自信，但有更多的自尊心：我在原来的学校也许比你们出色！听到有人轻轻发笑，我开始滋生反弹。班主任吴之璿老师温和地搀起我的手，带我走到黑板前，对大家说：“这是新来的刘祥龄同学(我的曾用名)，大家欢迎！她插班进来，大家要多关心帮助。”在一阵掌声中，我平静下来，愉快地坐下了。吴老师教我最喜欢的语文课，一天，她要请一位同学朗读课文，也许，她想让我参与到学习生活中来，也许，她理解了我渴望的眼光，老师点了我来念。我发挥朗诵特长，有声有色地念了一遍，得到同学们的赞可。从此，我经常为班级和学校捧回朗诵比赛的奖状，成为这个集体中快乐的一员。吴之璿老师是在“文革”中含冤而死的，她也许到死都不知道，她的一个动作、一份爱意，就让一个孩子调整了心境，迅速融入了陌生的群体，那个孩子现在已经老了，但还记得她，感激她。

已经想不起来是怎么和大队辅导员王惠炎老师“混”到一起去的，反正，几乎所有的红领巾们都迷恋这位亦师亦友亦姐的“孩子王”。在我看来，她浑身都是本事还散发着热力。她擅长美术，为我们成立了课外图画小组；在戏剧小组排戏的时候，只要王老师来导演一通，保证添趣添神；她的一双手，操起吊线，就能让满台的木偶活灵活现；抓上一把泥，就能雕塑出人、狗、车、花。五年级以后，我被选为大队长，那就更成了追随她的“尾巴”。她为了锻炼我们的体魄，带我们去划船、溜冰。那时侯，溜冰场里有几个“小阿飞”，故意张牙舞爪把女孩子吓得哇哇叫，王老师马上滑过来，声色俱厉把他们赶跑，我也学王老师，敢于向他们竖眉瞪眼。我们不怕邪，邪，也就不敢惹我们了。

最难忘一次新年晚会上，全体同学集中到操场，台上忽然出现一个圣诞老人，背着大口袋笑嘻嘻向我们招呼，我看到那双在浓浓的白眉毛下面一眨一眨的眼睛，哈！那是王老师装的！我跑上台去抱住她的腰，不知谁又上来抱住了我的腰，在大家的叫好声中，一群同学奔上台，一个抱住一个的腰，圣诞老人的“尾巴”越来越长，终于，她拖不动了，被我们抖开了她的大礼包，全场一片欢笑！坐在台下和同学们一起大笑的是韩校长，暖意荡漾在我们的集体中。

一中心的师生是一个大集体，这个集体的魂是韩慧如校长。韩校长个子矮，瘦瘦小小，站在人群里看不见。她从不训斥谁，也从来不摆老革命架势，可是大家都敬她、爱她、听她的。韩校长高高举起“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大旗，让我们有了黄金般的少年时代。在五十年代初的条件下，她为我们动员了一切资源。学校安装了锅炉让带饭的师生有热饭吃，吃完饭，餐桌就是乒乓桌；小小的操场边还竖起猴子架、吊环、单双杠；附属幼儿园的小花园是课外植物小组动手的天地；教学楼的走廊上挂着学生的美术作品和手工艺品。许多老师都有特长，各显身手。可以说，校园里处处有她倾心打造的印痕。

韩校长爱每一个学生，我曾听到她对老师们说，孩子都是好的，学生都可以培养，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韩校长的话真灵啊，不知有多少个“问题孩子”在她的教学思想下健康成长了，又不知有多少人在她的影响下体会到了帮助别人的快乐！

快乐的日子象飞鸟，我每天从重庆南路坐有轨电车到陕西南路下，走几分钟到学校。书包里放着我精心挑选的各种各样美术封面的练习本，本子上我写着越来越好看的字。放学后各人参加最喜爱的课外小组活动，它让我们无比留恋校园。回家时我往往沿着淮海中路走回去，想到明天又有我喜欢的课程，又有我喜欢做的事，一路上都哼着唱不完的歌。就这样，小学轻松毕业了，除了体育得“良”，其余全“优”。说真的，看到今天许多小学生象个“骆驼”，我心里很难过。

我曾在外地三十多年，当过农民，从事过经济、科技、新闻等等各种工作。无论在漫长的劳动生活中，还是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中，想到母校，虽很遥远，但心里总是美滋滋、亮堂堂的。还有几次，我梦到了红砖墙的过街楼，那是韩校长和老师们办公的地方；梦到了我们出墙报的教室和小花园。1982年，在上海的老父亲重病住院，我来沪探望。一天下午，当他安稳入睡后，我坐在病床边，不由地回想起青少年时光，我忽然领悟到：一中心小学不远！从瑞金医院沿着复兴中路走，比我小时候上学还近呢。我抬腿就走，当我跨进阔别几十年的校门，踏上了梦境中的过街楼的木楼梯，眼泪一下子涌上来了。一位老师专注地看着我这个激动的中年妇女：“是家长吗？你找谁？”我哽咽着说：“我以前在这里念书------请问韩校长------？”“她离休了。”“王惠炎老师在吗？”“你可以到市二女中找她，不远的。”已经快五点啦，我立马赶到市二，找到了还在教师办公室的“孩子王”，口未开，泪已下！这时候，我才了解自己久藏在心中的对于母校的爱有多深，才意识到少年时代对于我的影响有多大！王老师喜出望外，又把我带到近在咫尺永康路韩校长的家里，70岁的老校长脱口就叫出了我的名字！

2002年，我们这帮老“小学生”聚会为韩校长过了九十岁生日，请到好几位老师以及“家长代表” 丁景堂先生，他的三个出色的女儿都在一中心，他是著名的作家、出版家，也已年高，但一听是韩校长的事，早早地就到了。那次，我听到各位老师说，韩校长在文革中不顾自己安慰，竭力保护教师。吴之璿老师所谓“社会关系不好”，韩校长悄悄对她说：你快走吧！离开学校，离开上海。吴老师犹豫不决，终酿成含冤而死的悲剧。韩校长被“造反”批斗关押后，还被勒令扫学校的厕所，她出于对学校和师生深切的爱，每天都弓着伤痛的身子把厕所扫得清清爽爽，这不能不让人掉泪！我这个学生是幸运的，又和她一起庆贺九十五岁的到来，时任校长李金巧也送来了大蛋糕。在校庆九十五周年时，韩校长神采飞扬地上台讲话，我们这些两鬓斑白的学生用歌声和鲜花拥抱着韩校长和母校老师们，谁比我们更幸福？。当我从网上获悉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已成为上海一所科技教育成果显著的学校，当我知道一中心的学生特别善于探索，当我看到王惠炎、李金巧等老师为出版韩慧如老校长的著作而奔忙时，我的心里，舒服、兴奋、感动！我们这些半个多世纪前一中心的学生再一次放歌：

“天上的朝霞，好象百花开放

树上的小鸟，快乐地歌唱

早晨的空气，多么新鲜，早晨的风啊，多么凉爽

我们每天起得早，起来，就做早操！-------”

是的！我们还要唱，从我们的早霞唱到晚霞，而且，我们后面无数的小小学生们，还会更动听地唱下去。

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1956年毕业生

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退休干部

张   韧（刘祥龄）